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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咖啡馆的历史记忆与灵魂

2018-10-10-14:47:49 阅读: 编辑:棒棒糖

导读 : 在时下的流行文化工业中,巴黎的咖啡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售卖法国旅游的时尚谈资,一种可以把伪浪漫、假哲学和装时尚融为一体的文青腔。假如有人悄悄溜进山寨的巴黎咖啡馆中,...

在时下的流行文化工业中,巴黎的咖啡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售卖法国旅游的时尚谈资,一种可以把伪浪漫、假哲学和装时尚融为一体的文青腔。假如有人悄悄溜进山寨的“巴黎咖啡馆”中,在文青老板娘的柜台后面原来涂写着心灵鸡汤警句的小黑板上写上“巴黎咖啡馆是政治动乱的摇篮”、“密探与知识分子永远同在咖啡馆中”等句子,恐怕她在转身之际会花容失色、极度不安。是的,真正的巴黎咖啡馆不是那么轻飘就可以爱上的。乔·昆南说,在今天的巴黎,“作家、知识分子早就不来这些地方了——咖啡馆里都是观光客、装逼犯,打手枪的预科学校书呆子,还有你这种人——但是无所谓”(乔·昆南《大书特书》,168页,陈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什么“不去咖啡馆就没有去过巴黎”,太过煞有介事了。曾经的巴黎咖啡馆早已物是人非,没有了知识分子和密探、革命党和保皇派的咖啡馆,你来或不来,真的无所谓了。

热拉尔·勒塔耶尔(Gé rard Letailleur)的《巴黎咖啡馆史话》(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刘宇婷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也很容易被看作一部以巴黎咖啡馆为中心的文人轶事琐话,或者被看作很适合“带一本书去巴黎”的那本书。其实它远没有那么轻飘,当勒塔耶尔把一部咖啡史与法国近现代的政治史、艺文史和社会史捆绑在一起,让巴黎的咖啡馆与伏尔泰、卢梭、罗伯斯庇尔、德彪西、于勒·凡尔纳、海明威、凡·高、高更、莫奈、毕加索、萨特等一长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深知仅仅这样还是很表面和很肤浅的。于是他力图在书中提供更生动、更微观的观察和更深的思考。他对巴黎的热爱和熟悉并没有使他忽视历史叙事的严谨性,他在书中运用了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文献资料,虽然在运用材料和挖掘议题方面与研究新文化史的权威学者相比显得力有未逮,但毕竟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从书的内容结构上看,没有一张详细的地图,没有全书索引,对读者而言都是很遗憾的。

在全书开头,作者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出一个问题:巴黎的咖啡馆在历史上曾经扮演的真正角色,我们今天都已经很清楚了吗?“咖啡馆框住了最活跃的对话、最激烈的争论和最喧闹的场景。它扮演着一个今时今日我们都很难揣测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记得那段可以追溯到1830年的话语: 诸位认为这里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国王吗?是贵族议会吗?是国民议会吗?真是幼稚!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于卖巧克力冰淇淋的城市广场,存在于台球厅,存在于林荫大道的咖啡馆里。”“司法案件的最终上诉由谁来审判?是最高法院吗?是咖啡馆!文学方面谁是权威?是法兰西文学院,还是《辩论报》?不,是咖啡馆,还是咖啡馆!”(见4-5页)1830年的这段话引自二十世纪初的文献(Lectures pour tous, Paris,Hachette et Cie, 1902, vol. 17, p. 256.),既是关于咖啡馆影响力的最为夸张的说法,也未始没有历史的真实依据,问题是那种作为舆论场的影响力、权威和权力的证据往往不是物化的、有明确因果关系的;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的议题,它提供的更多是关于心态、象征、观念的思考。

在作者笔下,巴黎的咖啡馆承载着法国历史中的热情、冲动、激愤、革命和叛逆的那一面向,是一种独特的“记忆之场”。如果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角度捕捉咖啡馆的灵魂、故事和记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巴黎咖啡馆的政治氛围是如何形成的呢?早在1718年,德国著名旅行家若阿山-克里斯多夫·内梅兹在《旅居巴黎》一书中这样描写道:“一些学者经常会聚在鲁耶街上的另一家咖啡馆,一起讨论文学方面的话题,这家店就叫学者咖啡。记者们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谈论报纸上登载的国家大事。”(67 页)勒塔耶尔显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虽然没有集中地、详细地论述,但是给出一个比较简明的答案:“不知不觉地,老咖啡馆里的沙龙变得不再那么赏心悦目。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些洋溢着喜悦的脸庞,看不到多情的神父在那里撰写一首短小的情诗。十八世纪初的雅致渐渐地消失殆尽,话题转向了政治。人们激烈地争论,目光狂热,满脸阴谋家的神情。1774年路易十五死后,大革命就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生根发芽了。”“百科全书派为这场以‘理性’对抗‘传统’的‘圣战’已准备多时。”“到处都是针对法院和内阁政策失败的嘲讽,无论多小的一个事件都会在咖啡馆传播开来,精确到细枝末节。”(116页)“到了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咖啡馆成了异见人士聚会的场所。塞巴斯蒂安·梅西耶认为那里是‘无所事事者和穷人的避风港’”。(98 页)来自外省的绅士德·费里埃侯爵对此看得很清楚:“大革命就是在皇宫周围的咖啡馆渐渐酝酿出燎原之势的。人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打听,这种渴望交流的欲望使这些公民不断地聚集在这里。一人拿着一部宪法,自信地向大家宣称这就是革命的方向;另一人抑扬顿挫地朗诵着一篇时事评论;第三个人大声斥责内阁大臣、贵族和神父,为革命做舆论准备;而第四个人爬到桌子上,讨论起国家大事或是提出自己臆想的行政规划。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听众聆听,同意或是反对他的演说。”(117页)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更为清楚地知道咖啡馆就是传播反对专制独裁思想的场所。他曾经说过,如果我是国王,一定会把咖啡馆都关了,因为来这里的人头脑容易发热,这对国家的政治前途来说是很危险的;更愿意看到他们去酒馆醉生梦死,大不了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话说得太对了,问题是没有一个君主敢于这么做。在巴士底监狱档案里有成百上千份关于咖啡馆谈话的报告,发表反政府言论的人要冒进巴士底监狱的风险。从国王和政府的立场来看,派特务到咖啡馆去是“完全必要的”,虽然可能不是“非常及时”的。当然,在咖啡馆的背后是法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咖啡馆不妨看作是一个竖立在屋顶的风向标。

巴黎终于使咖啡成为自由、平等的象征和具有政治隐喻的饮料,成为粘合和分裂政治愤青与乌合之众的黑色液体。你可以根据咖啡馆轶事,把一部法国革命史溶解在无数杯咖啡之中。无论高谈阔论或是交头接耳,无非是妄语时政、传播谣言……据说那顶象征大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帽就是在咖啡馆里第一次出现,占领巴士底狱的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听说有一款叫做《刺客信条·大革命》的游戏是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为背景,里面有路易十六、罗伯斯庇尔等人,而游戏中有很多情景与巴黎的咖啡馆有关,革命激进分子在那里接头、分配任务和慷慨出发。咖啡馆的灵魂是民主、平等、自由,还是革命?只有回到咖啡馆的历史记忆中才能寻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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